民国合伙人：荣氏兄弟的辉煌与苦难

文/陈润，财经作家，著有《全球商业一百年》

清末崛起于无锡，民国雄霸于上海，新中国之后享誉全球，荣氏家族跨越百年的命运，折射出中国近代商业史的变迁与浮沉。毛泽东曾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家不乏财富神话，亦流传办学佳话，“济世办学”的祖训历经数代传承，捐资兴学的故事不胜枚举，教育并激励了成千上万族人和桑梓。2008年，荣德生的孙女荣智丰出资兴办无锡育才中学，出任董事长，但五年之后，2013年5月初，却因体制困局和理念冲突被劝退，引发舆论关注和激烈讨论，荣氏家族的历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缔造荣家商业王朝的是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他们生逢乱世，妥协、抗战是纵横乱世的必然选择，也是那一代企业家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成长的真实写照。更为难得的是，贯看百年商业风云，兄弟齐心创业成功并开创卓越功勋的，仅此一例。

乱世崛起：吃、着两门最妥

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的城乡结合部，有一处名为荣巷的旅游景点。徜徉在这条约380米的老街上，两旁的理发店、彩云布店、箍木桶店等150多组近代建筑群让人仿佛穿越到民国，街口的石碑上镌刻有：“其建筑内涵涉及到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诸多领域，折射出了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名震中外的荣氏家族即崛起于此，不过，荣家老宅并不在此处，那里如今已成为部队驻地，一般人不准进入。 

据荣氏家谱记载，明朝正统初年，荣氏“始迁祖”荣清带领族人从南京迁至无锡，在城西的惠泉山南麓开荒兴业，逐渐兴旺，至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时期，家族已逐渐由务农转向经商。荣熙泰自幼离家到上海铁匠铺当学徒，后来随江苏太仓的亲戚朱仲甫前往广东三水厘金局帮理账务。1873年，荣熙泰的大儿子荣宗敬出生，两年后又添一子，名为荣德生。荣宗敬天资聪颖，能说会道，从小就到铁匠铺学徒；荣德生少言寡语，老实本分，人称“二木头”，家人送入私塾苦读。十四五岁时，兄弟两人进入上海的钱庄做学徒，待遇都是月规钱200文、压岁钱两元。

1895年，荣熙泰因病辞职回乡，次年，他拿出多年积累的1500块银元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会计。遗憾的是，创业当年荣熙泰英年早逝，寿终48岁。1898年，三位合伙人因从未分红要求退出，将股份全部转给荣家独自，兄弟二人此后将这一年作为荣家企业的起点。但他们并未携手共进，荣德生前往广州三水接替父亲职位，往来广东、香港之间；荣宗敬独撑家业，苦心经营。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荣德生在回乡登船时，看到码头一片雪白，到处是装卸面粉散落的粉屑，开钱庄的荣宗敬发现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战乱之年，他们不约而同的意识到：“吃、着（穿着）两门最妥。”

1902年，荣氏兄弟创办保兴面粉厂（后更名茂新），以“4部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起家，一昼夜可生产面粉300包。到1913年，茂新可日产5500包面粉。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面粉出口世界各国，茂新的“兵船”牌更是供不应求，每次装船都是数万甚至数十万包。到1921年，荣家旗下面粉厂共有12家，每昼夜可产面粉7.6万袋，占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3.4%。

“吃”已站稳脚跟，荣家又思谋“着”的生意。1915年，荣氏新建申新纱厂，次年开机，装配12960枚纱锭。两年后购买日资企业“恒昌源”，更名申新二厂，这是中国纺织业华商并购日商的唯一案例。1919年，兄弟二人在无锡筹建3万锭的申新三厂。到1921年，荣氏已有4家纺织厂，员工过万人，19万枚纱锭每昼夜可产纱500件，织布6000匹，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

1922年，列强将中国视为肥肉以分食，脆弱的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加上农作物连年歉收，原材料价格暴涨，尤以棉花为甚，自1922年10月-1924年6月，棉花价格平均上涨73%，外资企业以成本控制、管理改善、金融运作等手段化解危机，年利润率基本可维持在20%-30%，但国内纺织企业却屡遭惨败，“棉贵纱贱”之际，上海1/3的纱厂停业、倒闭，被外资兼并者不计其数。

荣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到这年冬天负债已高达300万元以上，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以申新一、二、四厂作抵押，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以年息1分1厘半借款350万日元，这比市场利率高四倍。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之后，荣德生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人人安心，喜形于色”。

转危为安之后，荣家在1925-1931年间迅速扩张产业。据统计，至1931年，荣家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厂和纱厂21家。1932年，荣家日产面粉10万包，占东北地区之外全国总量的1/3；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织机。1933年荣宗敬六十大寿时，他豪情万丈的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此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

行业危机时却大举并购，荣家为何逆势而行，荣宗敬总结出四点理由：首先，收旧厂比建新厂便宜；其次，添厂却无需添人手，从原先各厂抽调即可；第三，不用增设经营管理机构，由总公司统揽；最后，规模越大分摊成本和费用更低，竞争力不弱反强。

荣氏一席话，既点破当时棉纱行业集体败局之因，又为迷雾中的民族工业另辟蹊径。时至今日，经济寒冬再度蔓延之际，荣宗敬之反向操作仍不失借鉴意义。

搁浅与重生

1935年，无锡荣氏家族经历了经商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接二连三的逼退让荣宗敬甚至患上重伤风，说话时涕泪横流，不能自已。

此刻，“国进民退”已成为政府经济形势的主旋律，“撤退”是民营企业在经济萧条与时局混乱之际的唯一选择，原本以民企占主导的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领域皆被国营集团控股、接收，到1936年，仅中国银行就控制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纱锭总数的13%。在金融领域，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占全国164 家银行实收资本的42%、资产总值的59%、发行钞票的78%，此后十多年继续高歌猛进，到1947年已控制全国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傲然崛起正是当时政要把持金融乃至实业的必然结果，其他趁机明争暗抢夺取企业经营权的政客则多如牛毛。

荣家的败象早在前一年就公之于众。1934年7月4日，上海各报的头条新闻就四个字“申新搁浅”。当天夜里，上海棉纺、金融业大佬齐聚荣家商讨对策，最终决定由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趁机以申新“无组织、无管理，必须尽快“清理债务、改换经营组织”为由，建议由政府提供300万营运资本接收申新，并公开在报纸上表示申新只有“收归国有”才有出路。以300万元吞掉申新上千万元资产，荣氏兄弟气得发抖，连忙写信向蒋介石告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写信斥责陈公博。重压之下，陈公博终于在8月份收手，建议“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

四个月之后，荣家以申新七厂为抵押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款200万元到期，却无力偿还，汇丰将这家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大厂公开拍卖，1935年3月26日，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时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不仅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头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赶走，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惊魂初定的荣宗敬又在1935年4月向故交宋子文求助，后者直到1935年9月才给答复，其狼子野心令荣家倒吸一口凉气：中国银行将申新九家纱厂全部并购，并自派总经理，然后发行公司债券，以新债还旧债，荣家欠银行及钱庄利息全部可由1分减半至5厘。宋子文比陈公博老辣凶狠得多，此计一旦得逞，荣家将彻底出局，顷刻间产业荡尽，在此后的数月内，荣家因引狼入室心惊胆战，后悔不迭。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终于出手，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开会，就吞并申新最后摊牌，好在债权人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正直仗义，不仅未亲自赴约，还派代表否决宋子文的各项提议，荣家死里逃生。

1936年下半年，惊涛骇浪的棉纺市场终于风平浪静，秋天棉花喜获丰收，价格回落，纱布价格上涨，市场日渐兴旺起来，申新各厂陆续复工。荣家在10月1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所有权。到年底，申新扭亏为盈，荣家长达数年的阴霾终于消散，重见天日。

但好景不长，时局动荡让荣家复兴的梦想支离破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荣家数万包面粉和几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交给抗日部队，一个月后又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然后，军民齐心仍未抵挡日军炮火，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商人纷纷逃离避难，荣家兄弟商量，长驻无锡的弟弟荣德生到上海主持大局，哥哥荣宗敬于1938年1月4日深夜远渡香港，一去一留，但是与40年前父亲去世时的决定正好相反。

只可惜，到香港不久荣宗敬就因焦虑忧愁导致脑溢血突发，病倒时四肢无力，头晕目眩，泪流难抑。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病逝于香港，临终遗言道：“那些厂子，来之不易，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你们好自为之，善自为之。”荣宗敬自幼喜欢吃荣家风味的小汤圆，去世时离元宵节只有五天，他还没来得及吃一口最爱的小汤圆，就客逝他乡。

去世之后，荣宗敬的灵柩一直未入土，直到1943年9月才下葬于无锡的太湖畔。其墓解放后曾被毁，1994年重修，墓碑撰联曰：“民族经济先驱，创业精神楷模。”横批“功在华夏”。 

荣宗敬临终时的遗嘱并未如他心所愿。抗战期间，除租界内的申新二厂、九厂之外，荣家在上海、江苏的所有面粉厂、纱厂或被日本企业接管，或毁于战火，无一幸免。 

最后的归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独木苦撑的荣德生老骥伏枥，壮心未已。然而，灾祸却接踵而至。

1945年10月，荣德生次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一份接收日商纱厂名单，建议将其分配给战时受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工厂，此时宋子文正忙于筹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此置若罔闻。一个月之后，宋子文就宣布敌伪纱厂全部收归国营，荣家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的申新一厂、四厂、八厂被并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福新三厂、六厂倒是还给荣家，可粮食部特派员却提前将仓库卖掉，只留下两座空厂房。

1946年4月24日上午，上海滩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居然遭人绑架，此案轰动一时，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被关押的34天里，绑匪并未虐待荣德生，只图财而不害命，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金，他宁死不从，后来减半至50万美元仍不动摇，他甚至立下遗嘱：“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一起警匪勾结的绑架案，荣德生被释放后，荣家先后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送过60多万美金，由申新各厂分摊支出。经此一难，荣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静养。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长子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整顿经济秩序，他高调宣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矛头直接对准违法乱纪的商界大佬。9月4日，荣宗敬长子、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被捕，荣家前后花费约50万美金才将荣鸿元“捞出来”，但还是被羁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个月，缓期2年。”牢狱之灾令荣鸿元灰心丧气，不久便远走香港，荣家长房的资产几乎随之全数转移。在荣鸿元被判刑的半个月之前，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查到表弟、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头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门”失败，于11月2日狼狈离沪。

噩运至此并未完结。1949年4月，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因“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被监察院起诉。这是一起典型的栽赃诬陷案件，荣家自1946年11月开始为政府储军粮并运往北方战场，运输途中各路官员轮番调包掺假，以次充好，优质米面到士兵手中已发霉变质。5月25日，“军粉霉烂案”正式开庭，国民政府将米面糜烂、东北战场失败等罪责扣在荣家头上，后者有苦难言。恰好在这一天，解放军攻入上海，荣家幸运脱困，“军粉霉烂案”不了了之。

躲过劫难的荣毅仁成为家族接班人，开始掌管荣家留在大陆的全部产业，新政权对这位年轻的商界新秀格外重视，希望他能肩负表率作用，以至于在“三反五反”、“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荣家总能幸运过关或从轻发落，周恩来曾对部下叮嘱：“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

但是，在席卷全国的政治洪流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1952年4月2日，荣毅仁被迫“坦白罪行”，交代违法获利280亿元，后来被追加到2096亿，可他名下根本没有如此巨额财产，万般无奈时，他甚至做出“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的打算。在斗争最激烈的那段时期，荣毅仁经常在检举大会的会场外皱着眉头来回踱步，坐立不安。

3个月之后，77岁的荣德生在无锡去世。他一生历尽大风大浪，到晚年又遭王朝更替与绑架恐吓，爱子深陷冤狱，日渐激化的劳资矛盾和政治运动令他胆战心惊，这位旧式商人至死都无法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的经营依据，最终在困惑与无奈中寿终正寝。

1954年，荣毅仁带头在申新启动公私合营计划，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出任总经理，家族产业收归国家所有，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创的荣耀与辉煌，归于新生的共和国。在此后的商业和政治生涯中，荣毅仁谨小慎微，低调沉稳，先后出任上海副市长、国家副主席，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本文已发表于《芭莎男士》6月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刊用。

来源：商业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