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凝聚全球学术研究力量和智慧，成功地组织了一系列高层次的研讨，为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推进世界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活动，充分显示了北京大学多学科的优势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生动体现了给予论坛以巨大支持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和SK集团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襟怀。 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前总长金在烈先生的推动下，一批名校组建了亚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不仅努力在本校开展丰富多彩的中韩学术交流活动，而且相互支持策应。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北京论坛起步之初，就将支持做好这个论坛当作自己应有之义，我本人作为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副理事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一直是北京论坛的积极参与者，当然也是这个高端论坛的受益者。
      我的学科方向是高等教育与大学文化研究，而北京论坛不仅具有高层次的特点，还有多学科的覆盖面，所以，我常常可以找到大致合适的切入点，参与讨论。现在，北京论坛要庆贺十周年华诞，为对北京论坛组委会所付出的艰辛表示敬意并响应组委会撰写纪念文章的召唤，我想就以文化育人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谈谈对“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总主题的理解和阐述。 一、和谐文明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北京论坛以和谐文明为重要的主题是十分明智的。一方面，和谐文明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有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需要共同来克服。北京论坛的举办，正是为实现共同理想而肩负起共同责任的实际行动。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过不少有关和谐文明的思想。在尧舜时期就有“团结九族，协和万邦”的方略；孔子及其弟子有“礼之用，和为贵”的理念；《礼记礼运》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孟子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成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和谐最美”的哲学观；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追求以整体主义和社会正义为基础的和谐“理想国”；赫拉克利特提出对立和谐观，称"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才能造成最美的和谐"等；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必将为“和谐制度”所取代，并在一块土地进行试验，称之为“新和谐村”；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试验，也是以“新和谐”命名的。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该社会的“和谐”将是“全体和谐”。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给予了批判性的肯定，指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2004年，联合国创立了世界和谐基金会，以致力于全世界的和谐、和平与维持生态平衡的建设，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国家之间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和谐、家庭之间的和谐、及人体自身的和谐与保健”，倡导：“求小同、存大异、共放光芒”。 以上说明，实现和谐文明是人类共同的理想。由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片面逐利性，常常在物质财富取得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社会的不和谐，偏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想。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但是，由于人们理念上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社会普遍出现重物质轻精神现象，加上制度上未能对贫富差距以及腐败现象做出有效控制，精神文明未能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社会的幸福指数并未相应地提升。因讲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而享誉全球的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努力理解非物质价值观对生存的影响，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因为一旦人们实现一定程度的物质丰裕之后，大家就会意识到经济成功本身是不够的。人们希望生命有意义，希望思索是非、伦理与道德责任感和怎样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道德困境。”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缺乏机会平等，缺乏“兼爱”与“爱无差等”，就难以达致“全体和谐”，亦即未能有效走向和谐文明，这是桑德尔所称的“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北京论坛能够以迎接时代最大挑战为己任，在论坛上诸多有识者就此发表真知灼见，可称为实现人类共同理想所做的可贵努力。 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不仅以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而且，以世界的共同繁荣和谐为目标。正如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严隽琪在2012年北京论坛开幕式讲话所表示：“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就是在国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外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共同发展。我们谋求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中国既希望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承诺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今年6月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清华大学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发表了题为《同心求和平　携手促安全》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和为贵’、‘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精神，贯穿中华文明的历史。”“ 通向和平的道路虽然崎岖艰难，但和平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时代的潮流所向。希望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和有识之士行动起来，同心求和平、凝神谋发展、携手促安全，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难看到，和平论坛与北京论坛的共同祈求是共享和平安宁、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KFAS参与了和平论坛的财力支持，朴仁国总长主持了论坛KFAS圆桌会议。 二、和谐的人是教育的共同目标 确立并实现和谐文明的共同理想，要依靠和谐的人，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的根本标识和保障，而人的和谐发展是教育的共同目标。 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理想国家的实现要靠国家与个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指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使每个人“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并且“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特别提到要通过体育和音乐教育，“使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使“身心既美且善”。我们可以从古希腊伟大哲学家、教育家那里找到人类关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的最初追求。到了马克思，提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观点，指出理想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培育全面发展的和谐的人是现当代许多科学家、教育家的理想。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而“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互相交织,使这几个方面教育呈现为同一的完整过程。”爱因斯坦呼吁：“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偏离，使教育普遍呈现趋利性，由而偏离了孕育和谐人的目标，而正是人自身未能达致和谐发展，使社会直至世界呈现诸多的不和谐性，经常面临着各种危机。孕育和谐的人正是教育应对危机的根本之策。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所指出“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学“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缺乏深刻而普遍的自觉。哈佛大学原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在专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批评“哈佛的领导人听任学校的办学方向偏离教育的宗旨，只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这里提的教育宗旨是指：“大学原本应该为社会培养原则性强、受人敬重的领导人；应该培养学生重要的价值观、性格、道德，让他们愿意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学习。”刘易斯强调“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有人要哈佛大学对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负责，认为那些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只知道赚钱，而忘记了社会责任，由而引发了这场危机。联想到中国，我们的校长和教师们，还有我们的家长们，有多少是将培养学生重要的价值观、性格、道德等视为教育的核心问题而予以切实有效的关注呢？面临着种种社会不和谐的问题，我们的教育需要进行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就是要办有灵魂的教育，培养有灵魂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人，要将其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加以认识和落实。 三、和谐文化是文化育人的灵魂 我们知道，和谐是以事物的差异和矛盾为前提的,和谐是差异在运动中的协调，是矛盾在发展中的统一。和谐的理念，和谐的境界，需要一种和谐的文化来导引，其最高境界就是和谐的哲学。正如2005北京论坛哲学分论坛负责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所说，“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认识到，世界上一些根深蒂固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必须运用哲学思维，深入到文化层次中，才能寻求到彻底解决的途径。”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兼和”哲学观，得到众多学人的赞同。他提出“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并说“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最高准衡”。这种“兼和”观，既是对中国古代“和而不同”哲学观的一个继承，又是当代文化哲学观的一个发展。对于文化育人和建设和谐文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化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中，当前，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努力弘扬“和谐”哲学观，是文化育人的灵魂所在，是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灵魂所在。 当今，我们面临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任务，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也体现了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人们对高尚精神生活的迫切追求。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哲学正在中国勃兴。这不仅体现为文化自觉的需求，也是哲学理论保持自身生命活力所需。文化哲学将人对真善美的综合追求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并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原则。
      正如清华大学哲学系邹广文教授所说：“在今天人们之所以开始关注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是因为全球现代化实践极大地拓展了物质、工具与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维度，甚至将其视为现代性的全部价值内涵。这种倾向导致文化被切割成碎片，其丰富的人文内涵被肢解了。” 出现了人成为哲学家马尔库塞所指的“单向度的人”或建筑大师梁思成所批判的“半个人”的现象。而实际上文化和价值具有不可分割性，文化哲学作为人类文化追求整体性时代的哲学表现形式，对于文化整体性消解现象具有抵制和导引作用。文化哲学带有和谐哲学的特点，对于人们科学处理精神与物质、科学与人文、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和政治论哲学基础、育人为本与科学为根、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乃至民族利益与全球共同繁荣等，均有激发辩证思考，促进和合的作用。 《管子˙权修》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北京论坛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已经在东方大地上树立起一棵具有中国特质又为世界学人青睐的学术大树，我们期望它不断发挥其特有的文化影响力，为传播和谐文化，孕育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和谐文明的一代代新人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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