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为何幸运的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走运,倒霉的人仍会一次接一次地继续倒霉?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伊莱恩·福克斯在《为什么幸运的人一再走运,不幸的人继续倒霉?》一书中向人们指出:基因结构、人生经历和认知过程的交互作用塑造了我们,然而,面对一系列的认知重塑练习,悲观主义者也有理由开始心怀希望。
恐惧障碍
我们需要恐惧脑。没有恐惧脑生活就容易出事故,寿命就可能非常短。但是,当恐惧脑变得过度活跃,我们就容易被焦虑和绝望打倒。这样的病态恐惧太容易转化成焦虑症和抑郁症,造成毁灭性后果。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花了几十年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方法——从药物治疗到谈话治疗,以用来帮助人们处理这些颇具危害的问题。
消除生活当中不正常的恐惧和绝望是一回事,促进生活的幸福和殷盛是另外一回事。最近的研究得出了一项鼓舞人心的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着惊人的韧性。遭遇巨大不幸,比如恐怖袭击、严重疾病或亲人去世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能从深度打击中迅速恢复过来。有些人甚至发现自己变得更好了,体验到了创伤后的成长而不是创伤后的压力。心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们,付出努力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重塑大脑,进而不仅减轻不正常的恐惧,而且能够踏上真正的殷盛之路。
美国飞行员兼实业家霍华德·休斯的恐惧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患上了强迫症(OCD)。这种病消耗了他的大部分精力,直至1975年他去世。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患有OCD,有趣的是,有OCD的人虽然知道一切都很好,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熄了炉子、锁了门,但是仍然有一种反复检查的强迫需要。当一种基本恐惧——我会死于病菌变成一种强迫观念就在患者本人看来,要对抗这种强迫观念就只能依靠重复行为,比如不断洗手,于是OCD就形成了。如同大部分焦虑症一样,当OCD变成一种耗费全部心神的烦恼就会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
休斯去世30年后,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电影《飞行员》中扮演了他。为了充分进入角色,迪卡普里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跟精神病医生杰弗里·施瓦茨了解OCD。迪卡普里奥还花了一些时间与施瓦茨的病人待在一起,以便近距离观察这种病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迪卡普里奥入戏太深,结果形成了OCD的很多想法、感受和症状——他自己的大脑被诱发出了暂时的OCD。拍完戏后,他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进行密集治疗和练习才最终摆脱了OCD。
据估计,超过2000万的美国人患有恐惧障碍,其中最常见的是恐惧症、泛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惊恐发作和强迫症。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和担忧有时候好像没有任何根据,有时候则与具体事物有关。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的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惊恐发作
为了更好地了解恐惧障碍,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两个女人的故事。这两个女人都在我做研究的那家英国诊所治疗焦虑问题。
第一个女人——我们就叫她安吉拉吧,有次她差点儿被强奸。那天,安吉拉出去慢跑,在一条偏僻的林间小路遇到了抢劫。她清楚地记得一个男子站在路边,看见她跑过来时显得有点儿不自然。她经过他的身旁时男子揪住了她,想把她拽到灌木丛中。她不断挣扎,心中满是恐惧和愤怒,踢打、尖叫了好像整整一个世纪。“我最终设法逃掉了。”她告诉我。
安吉拉在敲开了一所房子的门后昏倒了。醒来后,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病床旁边围着她的父母。她的身体多处受伤:鼻子破了、眼睛乌青、肋骨断了。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这些伤口愈合了。但是就像在这样的案例中经常见到的那样,心理创伤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一连几个月她都害怕得不敢独自外出,外出时必须让朋友陪着才行。
有一次在逛当地超市时,安吉拉第一次体验到惊恐发作。“强烈的恐惧淹没了我。我觉得肚子不舒服,迫不及待地回了家,进了房间。”即使在家里惊恐也没有丝毫缓解,因为她的脑子很快开始回放遭袭经历。“我看见了他的脸,闻到了他的体味。”她说。安吉拉经常在夜里惊醒。“我的脑子里不断想着一把刀。”尽管她并不确定他有没有带刀。安吉拉不吃任何东西,几乎一直待在房间里。最后,她来看了心理医生。经过多次治疗后,她的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开始消退。她仍然有些问题,仍然紧张得不敢独自外出跑步或散步,但是事件发生的4年后,她的生活多多少少恢复了正常。
杰恩(Jayne)的焦虑则比较弥散,很难解释。“就是无缘无故。”她告诉我。30岁的时候,她开始担忧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断地觉得害怕和紧张。“我总是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她说。杰恩想不到有什么具体事情引发了这些恐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恐惧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就像安吉拉一样,她开始龟缩在房间里紧张得不敢外出。
她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惊恐发作,但是最让她烦恼的是恐惧感和担忧感。杰恩的表现是泛焦虑症的典型症状,它是临床心理学家最常见到的问题之一。杰恩还有抑郁问题,她害怕事情永远不会好转。她的脑子里经常充满了消极想法和消极的信念。“我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没用的人,”她说,“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粮食。”
被恐惧控制后就几乎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更不用说形成乐观的心态。找到摆脱恐惧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种阻止这些情绪障碍泛滥的办法。正如迪卡普里奥的经历表明的那样,阴雨脑回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允许我们非常迅速地形成难以动摇的习惯和思考方式。好消息是,这些不良回路也可以逆转,然后调向比较积极的方向。
暴露疗法
正如很多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回来的老兵作证的那样,经历严重的创伤可能就会形成永久记忆,然后在脑中不断回放。陷在创伤体验中无法自拔就很难开始新的生活。这些记忆对维持PTSD那样的病起着关键作用,安吉拉脑中不断闪现歹徒的脸就是一个例子。恐惧学已经找到了很多方法来帮助人们摆脱这些类型的恐惧。恐惧条件化中的消退为减轻恐惧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众所周知,如果引起恐惧的东西,比如实验室研究中的音符,在没有电击的情况下呈现多次,那么恐惧就会渐渐减轻。就像从马上摔下后需要重新学会骑马一样,重复直面可怕的东西,最终会在认知和情绪上都认识到:这个东西现在是安全的。
有些人在动物恐惧条件化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开发了暴露疗法,这个疗法对蜘蛛恐惧症那样的针对性恐惧特别有效。暴露疗法的工作原理是:教人直面所害怕的东西。把恐惧记忆压抑起来,恐惧症患者竭尽全力回避所害怕的东西,所以永远没有机会认识到那些东西其实并不恐怖。强迫恐惧症患者一次又一次直面所害怕的东西对消除其恐惧非常有效。第一次暴露在所害怕的东西面前,患者心跳很快、手心很湿、恐慌感很强;但是随着暴露次数的增多,这些反应会慢慢减弱。几次治疗过后,大多数有蜘蛛恐惧症的人就能够去那些可能遇到蜘蛛的地方了。
暴露疗法的工作原理就和实验室恐惧研究中消退程序的工作原理一样。最近,研究者发现了一种最初用于治疗结核病、名叫环丝氨酸的抗生素能够加快这个过程;服用该种药物的人克服恐惧所需暴露治疗的次数远远更少。环丝氨酸本身对恐惧反应没有一点作用,但是与暴露疗法结合起来后就能够促进人们去学习直面恐惧。
为了弄清这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突触传递的过程。电冲动传到轴突末端,突触泡就移到神经元边缘,突触泡里面的神经递质就溢出到神经元之间的微小空隙里,被下个神经元树突上的接收器探测到。这个神经元树突上的受体如果与神经递质拟合就会发送电冲动给自己的轴突,轴突也会释放自己的神经递质把以上过程继续下去。研究者发现,谷氨酸受体在恐惧记忆的形成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受体可以分为两类:AMPA,控制快速兴奋性突触;NMDA,对神经回路的长期可塑性和长期发展非常重要。
研究还在继续,但毫无疑问的是,把心理治疗与环丝氨酸之类药物结合起来,就能有力对抗大脑恐惧系统出现故障造成的破坏。
然而我们从恐惧条件化研究中了解到,消退并没擦去最初的恐惧,好像只是压抑了恐惧,这意味着恐惧可以轻易恢复。这一点我的朋友桑德拉体会最为深刻——她听到汽车逆火声就会马上卧倒。正因为如此,科学家正在继续寻找比较持久地擦去恐惧的方法。
永久擦去恐惧
纽约大学恐惧研究者利兹·菲尔普斯和约瑟夫·勒杜利用人类记忆的动态性质找到了一个永久擦去恐惧的方法。心理学家过去总是认为,记忆以非常僵化的方式贮藏在大脑中。现在他们发现,记忆特别是情绪记忆,在提取之时再次激活处于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状态,此时可以添加新的信息。这意味着每次提取一段记忆,这段记忆都会发生轻微的变化,然后作为一段更新的记忆再次存储起来。这个过程在技术上叫做再巩固,持续大约6个小时,而我们则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记忆。
纽约团队发现,再次激活一段恐惧记忆确实就能加入新的非恐惧记忆,进而更新记忆痕迹。有过这样的实验,实验者把小电极放置在65个志愿者的手腕上,当呈现蓝色方块时施以轻微电极,制造恐惧记忆——蓝色方块是CS+刺激;对比之下,呈现黄色方块时从未施以电极——黄色方块是CS-刺激。如此,所有志愿者都对CS+蓝色方块形成了恐惧反应。
第二天,在消退阶段把志愿者分成三组。对于其中两组单独呈现一次CS+作为提醒,让志愿者提取恐惧记忆——这样做的目的是启动再巩固过程。这两组中的一组10分钟后开始消退测试,就是在关键的再巩固期期间开始;这两组中的另外一组6小时后开始消退测试,就是在关键的再巩固期结束后开始。第三组没有单独呈现CS+作为提醒,直接进行消退测试。消退测试就是在没有电击的情况下呈现多次蓝色方块和黄色方块。
24小时后,所有志愿者再做一次测试,查看恐惧记忆是否还在。没有得到提醒的那组和在再巩固期结束后受到消退训练的那组,恐惧记忆都自发地恢复了。但是在再巩固期间、记忆处于不稳定状态进行消退训练的那组恐惧反应没有回来。换句话说,首先回忆害怕的东西,然后一次又一次直面害怕的东西,但没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那么最初的恐惧记忆就会被擦去。
其中少数志愿者一年后再测试一次,在再巩固期进行消退训练的人恐惧记忆仍然没有出现。这意味着最初的恐惧记忆永久地擦去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理查德·休加尼尔沿着这条思路研究了老鼠,得到的惊人证据表明:最初巩固恐惧记忆的那个复杂的分子学机制,可能也是消除恐惧记忆的关键。他们发现,杏仁核的神经元充满谷氨酸受体(AMPA那种),在存储恐惧记忆的关键期,这些受体会来次“大洗牌”,在不同神经元之间转让。在这个转让阶段,谷氨酸受体容易溜进溜出神经元。休加尼尔和克莱姆推测正是这一点让恐惧记忆如此脆弱。为了验证这个推测,他们给老鼠注射了一种阻止受体转让的药物,结果发现恐惧记忆就擦不去了。
先提醒创伤记忆再进行消退训练,就可以永久地擦去恐惧记忆,这一发现表明我们找到了一项治疗焦虑症的新技术。这项新技术为永久消除创伤记忆提供了一种非侵害性方式。
殷盛心理学
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是研究殷盛的专家,一直在提倡寻找办法让人生有更多积极情绪。她在研究中发现了关键的3∶1——三次积极情绪可以抵消一次消极情绪。积极情绪体验包括惊奇、同情、满足、感恩、希望、快乐、爱和性欲等,而消极情绪包括愤怒、轻蔑、厌恶、尴尬、恐惧、悲伤和羞耻等。
弗雷德里克森发现:如果我们真想殷盛,那么我们不是该努力消除消极情绪,而是应该努力让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保持3∶1的状态。她发现,我们大多数人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为2∶1。这样我们虽然可以勉强过下去,但是却会越来越颓废,一旦把这个比例提高到3∶1,我们就能真正地殷盛。
弗雷德里克森与巴西数学家马歇尔·洛萨达一起做了研究之后发现:不仅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关键的3∶1,而且积极情绪与殷盛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殷盛意味着:活在巅峰状态;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有成长,有创新;遇到逆境能很快恢复过来。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为此调查了188个大学生,发现其中45个处在这样的“殷盛”状态。188∶45(23%)也许看起来很少,但是好几个研究都发现,美国人只有约20%处在这个意义的殷盛状态下。
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把那些大学生分成了“殷盛者”和“非殷盛者”后,让每个学生每天晚上都登录到一个安全的网站写日志,总共写一个月。日志内容是填表格,表明前24小时体验到的各种不同情绪各有多少次。一个月结束后,计算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各体验了多少次后,用积极情绪的总次数除以消极情绪的总次数就得到一个“积极比”。比较了殷盛者与非殷盛者的积极比后,研究者发现了差异:殷盛者的积极比是3.3,非殷盛者的积极比是2.2。正如其他研究发现的那样,3.3的积极比是个关键的分水岭,它能将殷盛者与非殷盛者区分开来。
积极比对婚姻幸福来说也很重要。西雅图高特曼研究所的约翰·高特曼博士应用了严格的科学原则研究了夫妻之间的互动。通过对婚姻幸福的广泛研究他了解到:有个关键因素可以预测夫妻是否会分手,那就是互动中的积极体验次数与消极体验次数比。这个神奇的比例好像是5∶1。随着这一比例的慢慢下降,离婚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积极比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际交往、工作效率甚至健康状况。也许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解释那个悖论:尽管消极事件影响力更大,但是大多数人报告说自己是幸福的。我们知道,恐惧重于快乐,危险线索显于快乐线索,这让人更容易变得悲观而非乐观。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报告说自己乐观看待未来,觉得生活幸福、满足。
(作者:东方管理评论 来源:商业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