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强国、振兴中华，是经历了外辱内乱的近代中国发出的时代强音和萌生的理想夙愿。170多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投身其中，不停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间，中国经历了四个具有明显全局转折性意义的关键时点和事件：1840年的鸦片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只有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才真正让中国改变积贫积弱、闭关自守的局面，走上了一条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开放兼容的跨越发展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朝着富民强国、振兴中华这个中国梦的实现前所未有地接近了。
      时至今日，中国发展与改革已成为世界热门话题，其未来走向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世界目光。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和十字路口。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正在向两极乃至多极世界转型，这给中国全方位崛起并成为世界领导者之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如能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中国必定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格局。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伴随着重大挑战。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全方位复兴，从大国向强国崛起，必须赢得国家间关于资源、人才、制度和话语权的竞争，尤其要在根本的制度竞争中占据主动。并且，中国要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实现从追赶者到世界领导者的转型，这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然而，中国要真正实现170多年来一直追求的中华民族全方位复兴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安全环境愈益严峻复杂，从国内看，尽管中国在体制转型上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但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着支配性的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既带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也出现了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社会公平严重不足及大量的权力寻租腐败现象，根源就在于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政府不应有的权力过多，本应肩负起的维护和服务的职责又做得很不够，“过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使得新旧矛盾纠结，利益藩篱交错，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的确如此，随着社会转型变迁和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自身内部诸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如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面临趋势性减缓；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导致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分化加剧，国富民穷，国进民退，国强民弱，内需不足；机会不公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社会流动性缺乏和各阶层间裂痕加深；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人文价值观体系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遭到严重扭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危机频现；雾霾锁城，生态环境被破坏，环境日益恶化、濒于崩溃，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公平正义不足、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再加上民族矛盾、周边关系紧张上升……所有这些为支持重返旧体制旧路线的人反对改革开放提供了机会，进而在错误舆论导向下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特别是近些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由于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出现经济衰退与动荡，而中国仍能维持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速，使得国内普遍产生了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未来世界霸主的幻觉，甚至无视自己的缺项和弱项，忘记自身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就像年轻人青春期长身体，发展中处于较高增速也是一种正常的客观现象），一味地拔高大众的福利预期，放松自身奋斗决心，导致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民粹主义倾向，国家统制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思潮开始泛起，一些人重新祭出上纲上线的大旗，阶级斗争式的旧思维及遇事非黑即白，甚至动不动上升为意识形态、阴谋论、颠覆论、敌我矛盾、敌对势力、西方势力的大字报文革语言充斥在文章和媒体之中，给人仿佛隔世之感，如不加以扭转会导致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正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如果自乱阵脚，向改革之前的道路发展乃至“文化大革命”复归，必定是颠覆性的错误。
      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改革的关键当口往往伴随着思想的交锋，甚至思想的混淆不清，使得中国改革大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极其复杂局面。许多理论误区亟待破除。有的认为，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改革的失误造成的进而否定改革；有的认为，有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没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深层次改革；有的认为，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有的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具有普适价值的发展路径，即所谓的“中国例外论”。 此外，近些年来，讲改革的原因、好处、成就比较多，而开放提得相对较少，没有理解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关系：没有改革，开放无法展开，没有开放，关着门来搞改革，看不到世界的发展进步，改革一定也无法深入。
      在这样一种机遇挑战并存、思想交锋激烈、内外环境调整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大方向，避免走回头路，排除颠覆性错误，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未来之路及其突破口，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转型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全方位复兴，避免历史周期律，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紧迫而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到底为什么要转型？需要转型的内容是什么（制度？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模式？或是思想理念？）？中国改革的前途、命运及方向是什么？中国到底怎么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什么？实质是什么？转型会经历怎样的过程？其特点和难点是什么？政治、社会现实与转型发展的关系是什么？下一步转型的突破口和切入口在什么地方？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仍有很多误区和混淆不清的地方，需要在学理上进行系统梳理，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难点与未来之路，从而弄清中国转型发展的内在演化过程及其路径，才能实现成功转型。否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将有可能发生倒退，走回头路或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风险。
      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基于长期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主要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的提升进入瓶颈期，难以突破一定的上限，从而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在此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伴随着其他一些特征，如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虽然，“中等收入陷阱”不一定成为一种经济规律，但只要这种现象普遍到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就不能忽视它。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制度转型困境，根本原因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使政府失效、市场扭曲（或失灵）、社会失范同时存在和相互牵绊，以致滞留在转型途中，不能完成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的进程。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应对之策，中国需要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层面来进行。转变政府职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公平正义、加强生态保护、维持社会稳定，建立文化认同、建设创新国家、培养杰出人才，这些都是政府、市场与社会需要共同去面对和解决的新难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打破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的路径。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这样的宏伟目标，中国改革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命题，它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全方位联动改革的综合治理命题。正如《人民日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就全面深化改革刊登系列评述所总结的那样：“表像问题解决了，深层次问题凸显了；显性症结化解了，隐性风险浮现了；发展水平高了，诉求也更庞杂了。”当然，全面深化改革并不代表改革应该是休克式的一步到位，要充分重视改革理论探讨的先行性，正视改革的艰巨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在宏观层面、战略方向上，要有规划、有步骤的总体顶层设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同时处理和平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承受度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个可行路径是，从改革系统工程中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并生发开扩展、深化全面改革的“涟漪效应”，真正激发和释放改革红利。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近代170多年的跌宕起伏变革史，可以刻画出四个观察或典型性特征：一是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有三次挫败，分别在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其基本特征是政府身兼“规则制定者”、“裁判”、“球员”三重角色使之民营经济无法生存发展或导致权力寻租和贪腐猖獗，国有经济登峰造极的时候往往是危机最大的时候；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必将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政治干扰对经济的影响最为严重，建国以来的九次经济大幅下滑有五次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为此要警惕盲目自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的合流，遇事上岗上线不可取；四是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要辩证看待，不能绝对化，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转型各有利弊，重要的是要适时推动全方位联动改革。这些观察对于当下中国的改革推进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北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围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任务部署，其中有许多具有新意和突破性的改革论述，如：首次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全面深化改革等等。
      然而，其中也有不足和未尽之处，有些提法甚至存在着某些内在冲突，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如，“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尽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今后中国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更是如此。如果对这个历史事实都不能正确认识，下一步改革的设计可能还会偏离正确轨道。而且，如果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必定会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支配性的主导地位，必将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限制和压制《决定》提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以及大量的权力寻租和腐败猖獗共存的现象，从而无法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见，让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是相冲突和激励扭曲的，会导致产生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对系统性的经济改革谈得多，对政治、法治、社会、生态环境、文教卫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则提得相对较少，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联动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综合治理的难度，就像水桶有洞或缺一片很难装满水，机器某个部件有缺陷无法运行良好一样。特别是对节省制度交易成本的社会治理和文化伦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是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到了深化改革的关键地位，没有充分意识到处理不好社会与政府、市场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应该与政府、市场一道，成为国家公共治理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三大基本要素。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在许多情况下既不需要“大棒”也不需要“胡萝卜”的、无欲无刚的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因此，不仅要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也需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个三维综合治理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既可以让市场有效，成为促进经济改革发展的动力，让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也可以让市场无效，导致社会矛盾重重，成为巨大的阻力。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的粗放式发展，动用国家机器来遏制腐败，而不从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必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的干预和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以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结果就是发展方式转变进程受阻，难以实现向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深层次制度转型，导致社会经济问题复杂化、扩大化。
      市场有效及社会公平正义与否，关键取决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只有政府这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放开，市场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充满活力；只有政府维护和服务的“援助之手”发挥作用，社会才能变得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和谐稳定。在中国下一步改革中，政府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最大难题所在，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哪些是独特的，哪些是共通的，深刻剖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难点，进而探讨未来中国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方法论，以更好地辨明改革的未来路向。

(作者:顾莹惠      来源：商业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