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3年11月11日游行的一支队伍中,有一位之前才加入的最年轻的“同志”威风凛凛地举着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向世人宣告“他们是追求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都柏林学生”。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彼得·德鲁克。
在此后82年的岁月里,德鲁克自认为一生以“社会生态学家”为志。他通过罕见的洞察力,掌握了社会趋势的质变与人性的脉动,勾画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面貌,创建了管理的系统思想,力图有效地解决社会和人的问题,进而打造出一个“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德鲁克于2005年11月11日离开人世,享年95岁,留下了无尽的财富给世人细细品味和享用。
在德鲁克的《已经发生的未来》中,德鲁克首次完整而系统地表述了“后现代世界”的社会基本特质和哲学思想特征。这些概念成为他管理哲学基础的代表,进而体现出他管理思想的特色。
德鲁克是第一个将“开放的动态系统”架构用于商业社会的人。他将企业或组织视作社会的器官,而把管理视作企业或组织的器官。器官的功能和性质必须由其对社会的贡献来定义。为此,系统观主张由超系统或环境来定义系统的目标。这种概念隐含着问题解决的观点,尤其强调了问题的定义必须通过超系统或环境来检视。正因如此,德鲁克确实是通过社会整体分析来切入,最终以管理的哲学来对应地提供有效解决之道。
从动态观分析,当大环境变动时,例如2008年金融风暴袭卷全球并造成经济箫条,系统目标或问题的定义就有所更改,而解决方案或系统行为也要有所改变。如此符合了德鲁克所说的“开放的动态系统”观,更凸显了“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的管理哲学之蕴涵。
综合“系统”和“动态”两个观点,这就是往复式的、随外在环境而变动的问题解决过程。系统观和全局观就是在谈管理时由社会整体看企业,再由企业整体看管理。由此证明,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与社会分析密切关联。而动态观方面,德鲁克不断地通过他罕见而睿智的洞察力,观之于微,察之于理,深入浅出,把握社会的脉动与变化,预测(虽然他谦称不爱预测,甚至讨厌预测)可能的未来以及面临的问题。同样地,这种观念也呈现在他的管理思想中。为此,他极度重视决策的机会与未来性,重视创新与创业精神。他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问题解决的维度,是以系统观为基础,二是时间的维度,是以动态观为基础。
德鲁克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乃是以管理思想作为两个维度之满足要件,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最终满足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更体现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之目的。
要实现“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愿景,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是有活力和有功能的,但单有活力和功能还不够,它还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人们不为自己在善恶之间和正误之间的决定负责,自由就不可能存在。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具备绝对的知识、绝对的确定、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正义。但是,人必须为其行动与决策负责。
德鲁克给自由的定义是“负责的选择”。这个定义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强调要面对决策;第二,所谓负责,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负责(这被称为内在责任),同时一个群体的成员也必须对群体的决策和行动负责(这被称为外在责任)。因此,它可作为组织社会的一个原则,使一个人不逃避决策,不推卸责任,为自身和社会的决策负责。
何谓一个有功能的社会呢?根据德鲁克的主张,一个有功能的社会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赋予个体成员社会地位和功能,二是决定性的权利必须具备合法性。除了以上两个条件,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有功能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基本社会信念作基础,它决定了条件一的地位和功能的实质内涵,也决定条件二的决定性权利是否合法。
这是一个能为社会所接受的伦理或哲学原则。基本社会信念的内涵乃是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实现”。人的本质的概念决定社会的目的,也说明了个人的地位和功能,而人的实现则决定完成此社会目的之活动领域,由此决定了权力的合法性。总之,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企业就无法生存,而要有效地管理企业,就必须将焦点集中于对外的贡献,也就是愈加专注于成果和绩效的表现。
这个原则满足了员工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的要求,将包括个人尊严和机会平等在内的基本社会理念纳入了管理思想中,由此可以看出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两大特色,一是以绩效为中心的整体观,二是以自由作为组织的原则。
企业的经营管理真正能落实这个思想的,实在太少!这就难怪在美国的众多企业中,只有像通用电气这样的企业才能赢得德鲁克的青睐,被认为是符合他“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管理哲学标准的少数企业之一。另一方面,美国的非营利机构也逐渐成为全球管理实践的领导者。这些组织在策略的制定和董事会绩效方面做到美国大多数企业还做不到的事,在激励与确保知识员工的生产力方面成为地道的管理先驱者(德鲁克在一篇刊载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如此描述)。
在日本企业里,丰田汽车、本田汽车等企业虽然经营十分出色,但依然没有获得的德鲁克的高度评价,理由之一据说就是未能有效地落实“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之精髓,也就是个人尊严与机会平等未能体现出来。
(作者:东方管理评论 来源:商业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