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玮:周永康与国师 “我们”组合说明什么?
2015年06月15日联合早报
自由席
周永康案滴水不漏完成闭门审讯,媒体再神通广大也只能一声叹息,捧着法院披露的案情与薄熙来案比一比,更觉这锅煮好的“方便面”实在不够火候。
薄案有怒火中烧的几巴掌,有男人最痛的绿帽嫌疑,周案要情节没情节,要细节不够细节。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有条“泄露国家机密罪”,而周永康泄露的对象竟是一名靠特异功能起家、尔后完成超级富商转型的曹永正。案情的披露,再次让外界窥探中共腐败高官精神世界最真实的一面,堂堂一名手握大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竟然“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大师”,把算命大师当做“最信任的人”,这对中共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可谓巨大讽刺。
财新网曾报道,周永康笃信风水,多次在无锡老家挖风水河、修祖坟,连邻居的后院池塘也要填平。周永康“朋友圈”中的一员、中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据说也曾花几千万元咨询风水师以修建祖墓,他面对的指控就包括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外界可以合理推断,这些高官“哥儿们”除了传闻中有共享情妇之癖好,也难逃共用“精神大师”之嫌。有境外媒体还报道称,中共“不少高级党政官员”很信服曹永正拥有不可思议的预测能力。
到底还有多少党政官员曾把“曹大师”当精神奶爸,外界不得而知。但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九百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一半以上迷信风水、相信鬼神。中国民间一向有祭拜灶神和迷信风水的社会现象,但迷信与宗教信仰不同,迷信带有更强的功利色彩,宗教信仰则有更高的精神性和文化性。
除宗教信仰外,人类的信仰还包括道德信仰、法律信仰、政治信仰和哲学信仰等等。周永康与国师之“我们”组合再在说明,当社会道德滑坡且法治建构未完善,当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员信仰崩塌时,马列主义的政治信仰丢失,哲学信仰出现真空,宗教信仰又不能有,升官发财即成唯一终极目标。
他们为了升官发财而攀附权贵、徇私枉法,贪得越多就越无安全感,对无法掌控的未来惶恐不安,必须寻求超自然力量提供佑护,寻求“大师”指导予以心灵慰藉。这种心态正中“大师们”的下怀,他们借助官员和名人效应为自己编织社会光环和关系网,再利用贪官把“大师”当精神鸦片的弱点,一点一滴建立信任,为自己换取大笔财富。
左派学者司马南在其微博上如此描述周曹关系:“20多年前,识得这位曹永正大师,想不到他那套江湖把戏竟能混进周办。本该信马列却笃信鬼神,如此信仰败溃,不出腐败才怪。实践证明,高压反腐可一时奏效,心魔不除必死灰复燃。中共久疏无神论,赵公元帅飞满天。李一王林曹永正,滋润好似活神仙。”
“心魔”是关键词,高官一倒台,国师就现身,高管一落马,家就找到佛。据媒体披露,原铁道部长刘志军长期在家拜佛烧香,还在办公室里布置所谓的“靠山石”,以求平安。广东省原政协主席朱明国和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落马后,都被发现在家里或别墅里供奉神像。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裤袋里,被人发现藏有一块小红木,据说是“桃木”,有“逃走”之意,一位算命先生认为有助于他驱走坏运。
拜佛并非因为真有信仰,而是为了求财保平安,可惜徇私枉法,神佛都难救。拜国师并不是因为相信特异功能,而是为了降伏心魔,无奈国师自身难保,双双成笑话。中共贪官的精神严重“缺钙”,该怎么补?
有中国学者曾呼吁,中共不必排斥有神论者入党。台湾媒体曾报道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佛教颇有渊源。路透社曾报道,习近平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或信仰——儒教、佛教和道教填补导致腐败滋生的漏洞。2014年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中还强调:“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不过,中国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去年11月在《环球时报》发文坚定表明,“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不可动摇。他强调,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谬说,并表明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两类,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作用,世俗道德一直是中国人道德建设的主要支撑,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
宗教道德不能取代世俗道德,要走出信仰缺失的迷途,要防止“周永康们”与“国师们”的结合再现,除强调政治信仰外,当局势必得在道德信仰、哲学信仰和法律信仰等方方面面为官员的思想“补钙”。毕竟,面对金钱权力等等多重诱惑,类似“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之说,恐再难以入脑入心。
(作者:顾莹惠 来源:商业评论网)